在交大高金MBA的“科技成果转化实践（科金项目）”中，业界导师群体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来自科研院所、产业一线和资本市场，既是产业的实践者，也是学生的引路人。通过真实的项目场景，导师引导学生共同探索科技与金融的结合点，让课堂知识在产业落地，让产业问题在课堂求解。
而今年的科金实践项目中，添音生物是一个在技术成熟度和规范要求上都已进入关键阶段的成果转化项目。
它诞生于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基于皮肤烟酸反应（NSR）这一原创技术路径，试图解决精神与心理健康领域一个长期存在却始终棘手的问题——如何让抑郁症等心理障碍的识别，摆脱过度依赖主观量表，走向更客观、更早期、更可及的筛查机制。
围绕这一目标，添音生物已形成“早筛—诊断—干预”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核心技术布局了19项发明专利、4项国际专利与3项软件著作权，并完成了3万例临床验证，形成了专家共识。其医疗产品获批全国首个二类创新医疗器械，已在30家医院落地；高通量筛查系统也开始在多类机构中应用。项目已完成700万元种子轮融资，近三年营收保持成倍增长，仅B端市场规模就具备百亿级潜力。
也正因为如此，当这个项目进入高金MBA科金实践课堂，它并不是一个“从0开始”的创业故事，而是一个已经站在成果转化门槛上的真实案例——这一阶段既意味着进入真实产业落地的窗口期，也对合规性、质量体系和应用边界提出了更高要求。

导师访谈 | 汪晓燕

● 高金客聘教授
● 科金项目添音生物导师
● 金沙江联合润璞医疗基金管理合伙人

Q1：从投资人和导师的双重视角，您如何看待添音生物这个项目的核心价值？
汪晓燕：在我看来，添音这个项目最核心的价值，并不只是技术本身，而是它试图解决一个被长期忽视、但在现实中非常真实的问题——精神与心理健康评估长期缺乏客观性。
在医院里，医生的诊断当然是金标准，但现实是，很多人连走进医院这一步都很难迈出。污名化、逃避心理、对后果的恐惧，都会让人停在门外。而目前大量评估工具又高度依赖量表和主观描述，本身就存在偏差。
我一直强调，添音并不是要取代医生，而是希望在更前端，提供一个更客观、更可及的筛查工具，帮助个人、家庭或组织更早意识到问题，从而推动真正有效的专业干预。
从成果转化的角度看，这是一个社会价值非常明确的项目，但同时，它也对边界感、责任感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Q2：在目前的中期阶段，项目最重要的“命题”是什么？
汪晓燕：走到中期，我们反而把很多“宏大问题”先放下了，回到一个非常现实的命题上：这个产品，现在究竟该怎么用。
一开始，学生也好，项目方也好，都会自然地讨论市场规模、To C 的可能性、未来估值空间。但随着实践推进，我们也与添音团队逐渐形成共识：学生对添音来说，当下最重要的不是去想象未来，而是把已经成熟的产品用对、用稳、用安全。
所以我们不断追问几个具体问题：
1.谁是当前阶段最合适的使用人群？
2.在什么场景下，它是真的在帮助人，而不是制造焦虑？
3.有没有可能因为使用方式不当，反而带来误导？
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如果不认真想清楚，产品是不能贸然往前走的。

Q3：在这个项目中，您和学生主要围绕哪些关键问题展开工作？
汪晓燕：在整个科金实践过程中，我反复和学生强调一件事：不要把自己放在“评判项目的投资人”位置上。
哪怕你未来是做投资的，在这个项目里，我更希望你把自己当成“已经投进去的人”。也就是说，你要站在投后视角，思考：如果我已经投了，现在最该帮公司解决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的工作重点非常具体，也非常“接地气”：
1.我们看产品在真实使用中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2.看不同设备、不同版本之间的数据是否可靠；
3.看在商业化推进之前，有没有必须被提前暴露和解决的系统性风险。
在项目联合推进过程中，学生团队与添音技术团队在交叉验证中共同注意到——医疗端设备和筛查端设备之间的检测结果存在局部不一致的情况。这个问题被发现后，立即成为了学生们重点讨论议题。因为如果这种不一致不能解决，可能会引起市场对产品、对技术的质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学生在这个阶段为项目本身创造了非常实实在在的价值——帮项目避免了一次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对我来说，这正是科金实践最重要的地方：
学生不是来“看项目热闹的”，而是真的在用自己的专业判断，推动项目变得更安全、更可靠、更具备长期发展的可能性。

Q4：项目推进很密集，在这些过程中，学生有哪些地方让您印象深刻？
汪晓燕：有两件事让我印象非常深。
第一件，是在发现设备检测结果在局部出现一致性偏差后，学生团队非常及时地向项目方反馈了上述问题，双方协同快速排查原因。
我们和项目方一起，结合在其他场景的试用反馈，通过反复比对和检测，最终发现并不是核心算法出了问题，而是试剂配置过程中，供应商没有严格按照SOP执行，导致部分批次的溶液出现浓度偏差。这一过程让学生们深刻体会到，初创企业发展初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每一个问题都是至关重要，不容忽视的。这一事件也促使添音进一步强化了试剂与供应链的质控流程，并将相关校验机制前移。
第二件事，是学生为了真正理解产品所处的医学语境，自费购买并反复研读最新的防治指南，并跟项目方做了充分的讨论和交流，最终进一步夯实了本项目的立项基础。
那一刻你会非常清楚地感受到，他们是真的把自己放进了公司内部，而不是在完成一门课程。

Q5：回看这半程陪伴，您觉得这个项目对学生来说最有价值的学习点是什么？
汪晓燕：对我来说，最大的价值并不在于他们学会了多少工具，而是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他们不再只是问“这个项目值不值得投”，而是不断追问：
1.如果我在公司内部，我现在最该优先解决什么？
2.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会带来什么后果？
3.有没有更现实、更稳妥的替代路径？
这种从“评判者”到“问题解决者”的转变，是成果转化实践中最难、也最宝贵的一步。

Q6：从导师自身角度回看这段中期陪伴，您有哪些收获或反思？
汪晓燕：如果一定要说反思，我觉得项目在一开始，可以更早对齐阶段性目标。
不同项目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有些更适合做融资准备，有些更适合聚焦产品验证。如果能更早与项目方、学生明确“这半程最重要的交付是什么”，整体效率会更高。
但从教学角度看，我并不否认这种“摸索感”本身的价值——因为它本身就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

Q7：进入下半程，您对学生和项目有哪些期待？
汪晓燕：我并不期待学生把项目讲得多宏大，而是更在意一些非常朴素的问题：
能不能继续做对项目真正有帮助的事？
能不能为下一轮融资、下一步落地提供真正可用的成果？
在项目结束时，能不能清楚地说出——我在这个项目中具体做成了什么？
在我看来，这比任何概念和标签都重要。

Q8：您如何评价高金MBA的科金实践课程？
汪晓燕：在我看来，科金实践和传统课堂最大的不同，在于真实、信任和长期主义。
交大本身拥有非常扎实的科研土壤，高金又提供了金融与商业的系统视角。更重要的是，学院、项目方与学生之间建立起了高度信任——大家愿意把真实问题摊开来讲，也允许过程中的不完美。
在成果转化这件事上，这种信任本身，就是最稀缺、也最重要的资源。